1935年1月，在贵州遵义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，博古将自己保管的中央印鉴交还。这一行为虽然看似平常，却反映了他对组织决定的服从，显示出不将个人情绪放在革命大局之上。博古的女儿秦摩亚在谈及此事时辩护称：“父亲没有反对过毛主席。”这一说法引发关注，因为历史上博古经常被视为与毛泽东对立的人物。然而，重新审视一些关键事件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。
博古在中央苏区后期的工作中确实存在局限，比如在军事形势判断上的失误，这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。但政策上的错误和工作分歧，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对毛泽东的排斥。1931年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，毛泽东被选为主席，博古在其中也起到了支持作用，显示出对毛泽东的革命实践的认可。
争议主要集中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，会议上批评了毛泽东的战术，决定将其调离红一方面军的指挥岗位。然而，这个决定并不完全是博古的个人意志。上海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表示，应以同志的态度争取毛泽东的支持，而不是简单地将其排除。秦摩亚认为，“博古坚持让毛泽东离开红军”的说法缺乏依据。 新球体育
有趣的是，在1933年第四次反“围剿”胜利后，博古认为，如果朱德和毛泽东的游击战经验能够更好地结合，战果会更显著，展现了他没有全盘否定“朱毛经验”。而在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中，毛虽未出席，但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，秦摩亚提出疑问：如果博古真的想排除毛泽东，为什么还会保留其职务？
长征启程前，毛泽东希望留在苏区，但有说法称博古阻止了他，实际上，秦摩亚指出，是博古与周恩来讨论后劝导毛泽东随军长征。这表明博古意识到毛泽东的参与对中央军队的重要性，实际上为他后来重新回到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条件。
在遵义会议后，博古重新定位，张闻天和周恩来承担了更多的领导职责。尽管博古情绪低落，但他依旧遵循组织的决定，按规定交出印鉴。在红军会合后，博古批评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，这又说明如果他始终把毛泽东视为敌人，这一立场无法自圆其说。 新球体育
在延安整风期间，博古的历史作用受到了批评。秦摩亚回忆，父亲心中有两个底线：朱德和毛泽东是红军的缔造者，且共产国际也曾要求与毛的团结。因此，他不把反对毛泽东作为政治目标。
尽管博古在重要决策中存在失误，且与毛泽东之间确实有过分歧，但需要厘清的是，错误政策和个人之间的对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。将复杂历史简化为“博古反毛”的叙述，或许便于理解，但未必能充分反映当时的复杂情况。
